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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娱乐好吗 追究"马大哈"父母刑责的边界:儿童生命权大于失职父母的悲伤

来源:民航资源网 作者:未知  
2020-01-07 16: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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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晚,天津大悦城内,一家长手中抱着的两个孩子从4楼高处坠落,两名儿童掉到负一层,当场死亡。痛失两个孩子,孩子家长在现场几近崩溃。事发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往出事现场进行处置。2月28日凌晨,天津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平安天津通报了该事件,并提示家长带儿童外出时要随时注意他们的安全。

“马大哈”父母在监护失职伤害案中,既是悲剧的加害人,又是悲剧的最大承受者,因此不管是社会公众还是司法机关,均没有给予严苛的谴责和法律追究。

日前,天津两名儿童同时坠亡的事件,再次向社会敲响警钟。

事发现场 图据网络

红星新闻昨日在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 上推出了《 十三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追究“马大哈”父母的刑罚责任》报道。

对此,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刘继同;少年司法专家、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张鸿巍均对红星新闻表示:会积极声援13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份提案。

》联名委员:

加害父母值得同情,但不应有法律豁免权

作为提案的联名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妇女青年委员会的副主任曾蓉接受红星新闻专访时表示, 自己一直在关注未成年人权益问题,当收到这个联名提案时,在与同组委员议论之后,就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在曾蓉委员看来,监护失职是目前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中极容易被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曾蓉委员向红星新闻介绍称,如果孩子因为监护人的监管、监护不到位,导致孩子受伤害或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他们的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目前这种失职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追究。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来看,通过追究监护人失职的法律责任,要强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于像天津儿童坠亡事件这类悲剧的责任追究问题,曾蓉委员表示,父母作为监护人,因为他们的失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父母的法律责任应该得到追究,另一方面,父母作为受害者,的确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我觉得通过此个案,应该给全国的未成年人监护人要有一个法律上的约束,强化他们的责任。”曾蓉委员分析称,“孩子不仅仅是你的,也是社会的。”

》业界声音:

情感与法律有冲突,

儿童生命权应大于失职父母悲伤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

刘继同教授:要把这个问题变成公众政策议题

红星新闻:现实当中,往往公众对监护人失职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同情的,比如天津儿童坠亡事件中,孩子的父母是加害人,但另一方面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您认为从保护儿童的角度来看,父母的过错是否可以不受法律追究,是否有法律豁免权?

刘继同教授: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儿童问题的性质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儿童作为父母个人的私有财产、家庭的私有财产,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这是现在大众传统的观念。实际上,父母只是孩子的养育人、培育人,孩子本质是社会的,不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孩子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是未来合格公民的一个基础,我们未来培养负责任的公民,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比如我们现在这批儿童,到2050年左右,他们的这个状况就决定了中国梦能不能实现,所以这是最大的政治。

红星新闻:关于监护人失职造成孩子的伤害,他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在法律上怎样来平衡这两个角色?

刘继同教授:从法律上当然是应该追究责任的,但是当前追究的往往是民事责任,没有追究刑法责任。我们现在这个提案,它是一个倡导性的、引领性的、方向性的提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公众政策议题,让大家都认识到监护职责的重要性。

失职监护人虽然是受害者,但他更加重要的角色是加害者,就像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当然也要处罚。在现在我们的立法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追究刑法责任。而国家层面的立法周期很长,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路径就是可以地方立法,比如说地方人大常委会能不能搞一个条例,将监护人疏忽问题通过条例的方式进行追责,这样既给失职父母予以惩罚,又让他做社会服务,让这种刚性的法律惩罚与这种柔性的帮助教育相融合,最终提高监护人的责任意识。

>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

张鸿巍教授:法律与情理需刚柔并济

红星新闻:目前的刑法及司法解释,对监护人失职的刑事责任是否已有规定?

张鸿巍教授:监护人犯罪的主体资格问题,法律上是没有太大障碍的,比如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包括“刑法修正案(九)”全文中关于监护人虐待被监护人的一些规定,均可以对监护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追究。

红星新闻:对监护人失职造成重大伤害的,为何法律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张鸿巍教授:对监护人失职造成死亡的,刑法最直接的一个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法律规定和法理上,没有太大障碍,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不会追究监护人(特别是父母)因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刑法责任,这与监护人在事故中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的双重角色有关。

监护人权利问题,经常会讲刚柔相济两个方面的问题,“刚”是指的法律责任问题,“柔”是指的情理方面的问题,这个“刚”跟“柔”在什么尺寸上才追究责任,执法与司法中不是太好拿捏。以往从朴素的亲情塑造和亲情维护角度来看,我们有时候会主张父母做监护人,对子女和被监护人承担一些相应的法定义务,比如说教育、医疗等相关的东西,但是往往可能会因言语、肢体、暴力,包括疏忽,而给子女和被监护人带来的肢体和精神上的猥亵,包括性方面的一些侵害或者后果,实践中追究的并不太多,特别是由此而来的相关责任、风险和义务承担。

红星新闻:关于监护人失职造成孩子的伤害,他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在法律上怎样来平衡这两个角色?

张鸿巍教授:关于父母和监护人在儿童被害中的双重角色,有时确实是很尴尬的情况,从现有法律,特别是刑法来说,对于父母或者监护人侵犯子女或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这种相关不法行为,刑法条文有些罪名是相对应的,但是落实起来确实比较困难。因为不单是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理解,特别是普通公众、民众对适用这样的法条,在这些父母或者是监护人身上,大家都感觉有点于心于情不忍。所以我觉得,从大方面来说还是要继续普法和提高公众对父母监护责任当尽且谨慎的要求,尽可能地树立监护责任底线,并维护好这个底线。

红星新闻记者 | 周茂梅 北京报道

编辑 |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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